泉源网

深渊中的求告—— 范学德自选文集

[ 7723 查看 / 0 回复 ]




自 序


   我曾经久久地在心灵的荒原中流浪,在黑夜中坠入了深渊。

   我在深渊中挣扎,沉沦,等待我的却只有绝望和死亡。
   于是,有一天,在圣灵的感动下,我向上帝求告:主啊,救救我!
   在神圣之光的照耀下,我终于看到我的深渊就是罪,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我根本就不配被上帝所拯救,我在主面前所求的只有一句话:主啊,求你怜悯我。
   我向上帝献上的只有这一颗心,这心为自己的罪孽而忧伤痛悔。
   于是,我写下了我的忏悔,我的感恩,我的反思,我的盼望,我的全部心声都可以化为一句话: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我爱你。 写于2003. 9. 5.


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

   1. 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官方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它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它以仇恨基督为目标吗?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地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避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灶王爷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官方的宣传,把宗教信仰统统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听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鸩酒,反以为是香摈。正是在响应毛“批林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注1)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它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官方历史学家们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注2)
   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是官方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的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但对它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义。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了的情感。我顽固地抱着偏见不放,还自认为是坚持真理!
  我本一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潜藏着一个邪恶的灵,它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它恨上帝!它喜欢偏见,它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死亡,彻底地毁灭我。
   2. 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于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进入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人生。在这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耶稣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所景仰的一位教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崇高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宗教是不会消亡的。读研究生时,一位著名学者指教我说: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笼统地谈西方文化而不加以缜密的区别和分析,无益于理解文化的中外古今之别。(注3)
  这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我大谈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信仰,根本没有深思细辨这些概念的确切所指,说话大而不当,空而无实,不仅不同西方国家的精神生活,各具特色;即使一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及社会阶层之间,精神生活也有显著的差别。百万富翁和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虽然吃同样的汉堡包,听同样的爵士音乐,但怎能想像他们的所居、所行、所思、所愿,会在同一个世界?
  我也不再相信当局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宣传了。为了表现我的独到见解,我高扬宗教在道德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在向我的学生──共产党的中级干部授课中,我从正面的意义引用过耶稣的话。我这样作,当然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而是标新立异。这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毕竟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使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是我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耶稣虽然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我并不让他占据我精神天地的中心。我自以为开明地把基督教放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同等的地位,视耶和华与佛、真主、梵天为异名而同实的最高实体,是居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是维系其伦理道德的基石。虽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某些教诲,是人类共同需要接受的精神宝藏。
  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不能说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信仰。在西方,基督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在信仰基督的人中,虽然有一部分是西方人,但他们只是西方人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我问自己,在人看来,基督徒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但在基督的眼中,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东方人与西方人?还是富人与穷人,有权人与无权人?根据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区别。在耶稣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两种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新生的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信耶稣并且固执地按己意而行的罪人。
   当我固执地把信耶稣同西方人联系起来时,我的眼睛只盯在地域和人的肤色上。由此,我也就限定了自己,把我等同于一个地区--中国;一种肤色--黄色;一种人--在茫茫的宇宙中找不到一己之根的孤儿,无可奈何走向永恒灭亡的逆子!
   3.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虽然承认基督信仰的价值,但还是受到把基督教视为“洋教”的影响,担心信了耶稣后,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灵就会被“洋化”了。我编织了这噩梦,自己吓自己。但是,自从来到美国后,我却亲眼见到了另一幅图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他们是基督徒,但心仍挚爱着中华;一些华人很西化,但并不信耶稣。无论信或不信,从大陆以外来美的华人,大都显得比自己更好、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人的礼节。
  在当代生活,怎可能一点也不西化?西化与否,这只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生命取向的问题。但是,当圣经宣布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时,它留给我的是,而且仅仅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生命基督化,还是非基督化;不与上帝同心,就是与上帝为敌。
  对我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是:我亲眼看到我所认为的“洋教”,并不是“洋人”必然相信的自己的宗教。在美国人中,信佛的有之,信真主的有之,信梵天的有之,什么也不信的,亦大有人在。当我和他们诋毁基督教时,我们的心相通了。东西方之别消逝了,我们共享一个信条:相信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
  从东方到西方,一大批政治信念绝然不同的人们,竟在与耶稣为敌上结成了同盟!东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集团,用宣传机器围剿基督信仰,用批斗、监禁、杀头对基督徒进行暴力的迫害;西方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客,则运用讲演、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或是玩弄基督信仰,或是打着耶稣的招牌牟利。在东方,基督徒被视为社会公敌,十字架乃是被诅咒的标记;在西方,信仰基督成了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十字架变为被欣赏的装饰品。
  更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读书中发现,一些认真地寻找证据去推翻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人,他们诚实地、小心地求证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是荒诞的神话。但求证的结果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可否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征服了他们那一颗诚实的心灵,使他们写出了捍卫上帝真道的鸿篇巨著。(注4)
   耶稣是何等伟大!竟有人通过认真地否定他而找到了他。令这些西方人转变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不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而是他们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不是他们认同于与其同文同种的西方宗教,而是他们找到了在天上的父--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当面对着这个绝对性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变得赤裸裸了: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什么东方人西方人,无关紧要。
   4. 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而不必担心遭受政治迫害,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面对着我,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至此,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再三地侵略我的祖国,烧杀掠夺,割地赔款,中国几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在中华儿女大难临头之际,基督的儿女竟拒绝中国政府送上门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戴德生爱中华不是出于至诚、至性,他能作得到吗?
  我突然感到:戴德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他挚爱耶稣使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神圣之爱。他那颗爱中国人的心,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无穷的光源,怎能源源不断地放出灵性的光芒?怎能说出:“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注6)
   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我爱中华,并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5. 谁能告诉我啊,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来到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杲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神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这期间,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这一切后,令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谁不觉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神进入我的生命。
  那么,我过去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6. 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回顾历史我也看到,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有些基督徒不愿正视它,这只能进一步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因鸦片战争以来那至深至痛的历史创伤,还在中国人心中流血流泪!
   如何看待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呢?
  中华民族素无嫉妒排斥不同宗教之心,佛教和回教来华上千年,虽遭文人的笔伐,但民间百姓则大都能与佛教徒、回教徒平安相处,但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注8)
   我忘不了啊,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传给中国人的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在这种情境,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不屈服于强权,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不能不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着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注9)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在情理之中吗?耶稣的榜样使我明白了,传教士到中国,不应是中国人伺候他们,作他们的奴仆;而应是他们为中国人服务,作中国人的仆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传教士们,他们不配作耶稣的儿女。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既然如此,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依靠耶稣吗?他们能使中国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徒的真正依靠吗?那强大的特权是他们软弱的象徵。我同情他们的软弱,但不能不批评他们使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7.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我很遗憾地看到:某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着西方文化优越的感觉,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华文化,把传播福音和传播西方文化混淆在一起。从而,使我的同胞把福音误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他们羞于与中国人为友,这深深地羞辱了中国人,并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的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有以爱心和患难中的炎黄子孙站在一起。而在于,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以信心背上十字架,走向上帝。
  但是,在我也亲身踏上传福音这条艰难曲折的路,并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即虽然那些真心爱耶稣并传福音的传教士并不完美,但我视他们是我的至亲兄弟姐妹,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某些行动伤害过我的同胞,我愿意为此而向我的同胞道歉,因他们来华传福音不止于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也是为了我。若没有他们当年传来的火种,不会有我今天的得救。
   我渴望我的同胞能接受我的道歉。这绝不是我虚伪地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我的信仰。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因我和他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尽管我们对这福音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分别,但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他们的错误上也有份。我不推卸我的责任。
  我渴望我的同胞不要继续因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而拒绝福音。若你们对传教士的怨气、火气和怒气还没有消掉,就把它们统统倾泻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头上吧。我乐意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今天作的,正是继承西方传教士们昨日未竟的大业: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同胞啊,不要再被偏见、误解和仇恨蒙蔽你们的心了!向耶稣敞开心灵吧!他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铁的历史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即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是出于爱耶稣而来到了我的祖国,向华夏儿女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最大依靠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耶稣。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不是枪炮;他们播种的是福音,不是罂粟。尽管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许多误解,但他们爱中国人的心是真诚无伪的。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着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福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着小脚。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还谈什么留学!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近代意义的学校和大学,是传教士创立的。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8.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反覆思考历史,我问自己,我明知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知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还是偏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着我呢?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里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著《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1)在他的话中,有我对基督教的同样无知和恐惧。晚清时的李东远说:“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注12)在他的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注13)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我以往只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没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纠缠在我心中的这个义和团情结,使我不自觉地把对耶稣的信仰,排斥在我的视野之外。基督教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我和上帝那不可分离的生命联击。我的生命力萎缩了,衰落了,它不敢面对耶稣向我发出的挑战。我用“洋教”这个借口,懦弱地把自己裹起来了。
  我耻于问自己但又不得不问: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有几多大汉的气度、大唐的雄风?大唐百姓的多数并没有把佛教视为洋教,反而有玄装西天取经之壮举、禅宗顿悟见佛之创新。他们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心胸开放,心态康健。他们有信心、有见识、有魄力去接受外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新价值的挑战,以宏大的气度包容、接纳、吸收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新天地。
  可是,当我们面对那强大的西方,求救的却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咒骂--他们是洋鬼子,一吐心中的闷气、晦气、怨气--怒气。民族屈辱感和盲目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我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都作为排斥的对象。实在打不倒的又很实用的东西如“洋货”,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拜并谄媚它们。从排外到媚外,仅一步之遥。
  我清楚的看到了,这导致我卑怯的义和团情结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自傲心: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祖宗和辉煌的过去啊!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自傲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人,民主上不如人,法治上也不如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伶、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伶了。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我的义和团情结,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管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没有上帝,天下有何永恒的正义可言!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折磨我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
附注:
1.“批林批孔”是“批判孔子和林彪”的简称,它是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又一个政治运动。

2. 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前,对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作用的结论。
3. 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4. 这方面的代表着是麦道卫著的《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出版。
5. 《戴德生──挚爱中华》,第292页。
6. 同上引,见该书封面。
7. 见浦乐克,《剑桥七杰》,校园书房出版社。
8.英传教士宓克指出:“以武力强迫中国驰禁基督,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伤仍深。”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9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9. 唐德刚,《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第22~24页,传记文学杂志社。

来源:                                                                                                                 与主同行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