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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明白祂的使女 ——记我的外婆古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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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明白祂的使女 ——记我的外婆古爱容
作者:孙基立
我的外婆1915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传道人家庭。家里有人劝她以后也当传道人,但外婆年轻时很要强,对社会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十分反感,所以立志一定要读完大学。

她如愿进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时,系里只有三个女生。在大学里她认识了外公,却没想到外公在28岁便英年早逝,留下3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外婆在一所中学做老师,但丧夫之痛让她无法自拔。于是她到南京哥哥家小住,不料与多年前有过一面之交的一个人偶遇。
这个人一见面一眼就认出她来,说:“你这个浪子,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漂泊多久?你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吗?”说这话的人,就是计志文牧师。计牧师是著名布道家,中国布道会的创办人。

主仆古爱容

“上帝的家并不缺你一个人”

外婆与计牧师第一次相遇,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当时还是恋人的外公外婆大学还没毕业。为躲避战乱,外公先到了香港,写信要外婆去香港找他。一年后,外婆才想办法雇船穿过封锁线。后来她跟我们这些晚辈回忆当时乘着夜色、孤身一人偷偷摸摸躲在船上的情形还心有余悸,既怕遇到土匪、士兵,又担心船主是否可靠。

由于通讯不便,外婆千辛万苦到达香港时,外公却因等不到消息而离港。外婆孤身一人正彷徨街头之时,迈进一间教堂。牧师在讲道结束之际高声问会众:有谁愿意将一生奉献给上帝,请站起来,我会为你们祈祷!

外婆早就是基督徒了。当时传道人的地位卑微、生活艰苦,常常被人取笑。但那一天,牧师的讲道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站起来,愿意将一生献给神。讲道的正是计志文牧师,他记下了外婆的名字,告诉她,他将恳切地为她祈祷。

外婆和外公重逢后,继续完成学业,婚后很快有了三个孩子。生活的忙碌逐渐让外婆淡忘了这个在旅途中的插曲,忘记了自己对上帝的承诺。

再次遇到计牧师时,外公因肺结核离世不久,外婆不分日夜地哭泣,骨瘦如柴,而且也开始有发烧的症状,三个孩子只有两岁、四岁和五岁。计牧师直截了当地说:“你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答应过的事,我一直在为你祈祷。上帝的家并不缺少你一个人,地球没有你的奉献一样会转,这是你和神的关系,要你自己决定。”

外婆当时如同一个快要溺死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很快决定去读神学。但是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无法分身。

计牧师说,只要你有奉献的心,孩子的事不用担心,我保证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安排孩子们去他在上海创办的江湾儿童乐园读书。

外婆到南京圣经灵修学院读神学。她回忆起在神学院的日子说:“读神学以后,虽然没有条件用药物治疗,但是病却渐渐好了,我每个月的体重都在增长。”

我的妈妈是三姐弟(王璐玲、王约翰、王璟玲)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在江湾儿童乐园度过了四年时间。外婆时常去看望他们。妈妈记得她来的时候,老师会把他们三个叫到一个小房间和外婆一起欢聚。外婆会带来饼干或者点心和孩子们一起分享。妈妈直到现在还记得外婆带来的饼干的美味。

可是到离别时就惨了,孩子们和母亲哭成一团。外婆过了小木桥,妈妈眼巴巴看着她离开,放声大哭,哭得连老师都流泪。外婆也流泪,但是只有加快脚步,赶紧离开。

后来因为妈妈长期咳嗽,外婆接她出来和自己同住。外婆常常带着妈妈一同去上课。妈妈记得她坐在神学院课室里,大人们在听课,外婆给了她一张罗马字母表自学。妈妈学着学着睡着了,等她醒来,发现四周站满了穿长衫的人,笑着看她说:“这个小神学生好虔诚啊,我们都祈祷完了,她还在祈祷呢!”

她当时和外婆住的学生宿舍大约15平方米大,有一张床、一个梳妆柜,靠窗口有一张桌子。妈妈对这个简陋的房间印象很深刻,每件家具的位置都记得。隔壁有一个年轻人常常拉小提琴,给歌词配曲,他就是著名的圣歌集“天人短歌”的作者苏佐扬。他很喜欢妈妈,常常逗她玩。

妈妈很喜欢一位女教师戴的一朵金黄色圆形胸花,她抱起妈妈时,妈妈总是盯着她的胸花。于是她临走时,就将胸花送给了她。

外婆常带着妈妈一起出门去教会服侍,妈妈记得外婆的步子又大又急,于是街上常出现这样一对母女:母亲在路上疾行,拉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边叽叽喳喳地和妈妈说话,一边飞快挪动自己的小脚,紧紧跟着妈妈。

这些童年的回忆是妈妈的珍宝。每次谈起来,妈妈总是笑容满面。


“别担心,过几天妈妈就能回来”

神学院毕业后,外婆去广东梅县王守望牧师主持的东门浸信会服侍。这个教会由美国传教士汲平儒博士创办(J.H.Giffin)。当时,时局动荡,计牧师告诉外婆,未来教会和基督徒可能面临的情况,劝她带孩子们立刻离开中国。外婆对此很犹豫,她认为自己蒙恩太多,欠了上帝的“福音债”,应该竭尽全力在中国再多服侍几年。最终,时局变迁,外婆留在了中国。

两年之后,外婆从梅县来到广州。一位爱主的张先生购下高第街四十号之二供她使用。他们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直到一天夜里有人来搜查。

当时已是半夜,高第街空无一人。妈妈跟着外婆,外婆想安慰她几句:“别担心,过几天妈妈就能回来”,有人立刻打断:“不许讲话!”她们在巷口分别,妈妈盼望外婆几天后就能回来,没料想一别就是十四年。

1959年,外婆开始在打石场服刑。妈妈和姨妈常去探望,她那时看起来很乐观,安慰两个女儿:“不怕,璐玲、璟玲,我在这里很好。”但是后来有一次,两个女儿再去看她时,情形大变。当时外婆发高烧,由两个人搀着走出来,边走边哭。母女相见,泪流满面。当时探视的人坐在一边,犯人坐在另一边,中间没有障碍物,但是看守站着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两个小女孩找不到好的食物带给妈妈,就带了一些炒米粉,送去的食物都要在看守面前尝过。

两个小女孩吓得不知所措,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样。她们边哭边走回家,路上迎面遇到一个来探监的犯人亲属,那人对自己的亲人讲:刚才看到两个秀气的小女孩边哭边走,不知是谁的孩子?好可怜!这话传到外婆耳中,她心如刀割,放声大哭。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他熟睡的脸蛋,我知道父母献出他们的孩子所意味的巨大牺牲和无法言喻的痛苦,他们的生命其实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但是为了我们,天父亲手交出了祂的爱子。

判刑后,外婆转到广东偏远的山区服刑。当时还未成年的妈妈、姨妈和舅舅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社会的夹缝中挣扎长大。其中的艰辛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当初竭力挽留外婆留下来服侍的王守望牧师,在文革期间也被判刑十一年,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监狱里,外婆和真正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性格柔弱的人在里面会受欺辱。有一个犯人故意在外婆的床头撒尿,她没有动怒。她忽然明白了,圣经中提到耶稣作为死囚犯和罪人同钉十字架,大概是怎样的状况。这一切她早就知道和宣讲的内容,忽然在真正的监狱中发出耀眼的亮光。

当时犯人的圣经全部被没收,祷告也不让。外婆于是将本来闭眼的谢饭祷告,改为睁着眼祈祷。但还是被人发现并呵斥:“你是不是在祈祷?你的眼神直直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当时计牧师在香港无法得到外婆的消息,只是辗转得知因为和自己同工的原因,外婆正在服刑,孩子们生活艰难。带消息的人说,计牧师当时难过得流下眼泪,却没有办法。

文革期间,有人来查对案件,对外婆说:“其实你的案子很容易解决,只要你声明不信耶稣,就可以释放了。”外婆回答:“我即使告诉你我不信耶稣,也是假的。我心里相信,你怎么知道?”对方勃然大怒:“那你就准备一辈子坐牢吧!”

等到1970年外婆出狱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1980年代初,外婆试图联系计牧师。她只在信上说,自己一切平安、孩子们也都平安,希望和他恢复联系。计牧师在信中非常笼统地说自己已经退休了,年事已高,很高兴外婆平安。在信的末尾他最后提到:希望你的后代能记得我。

那时离计牧师辞世的日子已经很近了。1985年2月13日,84岁的计牧师在美国因肺癌去世。外婆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终年96岁。他们当年的分别成为永诀,此时想必他们已在天父那里重聚了。


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人

妈妈后来去读医学院。有一次外婆从劳改场请假出来,妈妈发现她有严重的腹水、肝脾肿大、脚也肿了,妈妈忍不住哭了,觉得她可能不久就会死在里面。外婆却很乐观地说:“没关系,生死都在天父手中。”后来,她奇迹般地痊愈了。

妈妈结婚时外婆还在劳改场。后来妈妈去看望在武汉工作的爸爸,回程时去看她,和她在劳改场同住一夜。外婆非常开心,对妈妈说:“从你挂蚊帐、铺床的细致动作就知道,你现在很会照顾自己。你以后会有出息的!”

妈妈和爸爸从小就认识,爷爷当年是梅县东门礼拜堂的执事。爸爸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妈妈医学院毕业后被派到广东偏远贫穷的广宁大罗农村当医生。他们结婚后异地分居了九年,怀孕的妈妈还要走山路出诊,流产三次后才生下我。

文革期间,有人来妈妈家中抄家,拿走了书架上的圣经和《荒漠甘泉》,问她是不是还信耶稣。妈妈想该来的终于来了,现在轮到她了!对方很有经验地问:“你们基督徒不是说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你到底信不信?”妈妈说:“信!”虽然声音很小,但那人听见了,起身就走。妈妈心惊胆战地等着,以为很快就会有人来抓自己,但是居然再无下文。后来领导对她说:“他们说你有一些思想问题,迷信一个叫什么‘稣’的人。不严重,快去吃饭吧!”妈妈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

1970年左右,外婆从劳改场被遣散后的第一年,被分配到广东翁源的农村生活。她任何事都习惯性地通报生产队长:报告,我可以乘墟(赶集)吗?队长莫名其妙:你现在自由了,去不去你自己决定,不用向我报告。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劳改场了。

妈妈将外婆接来同住时,外婆高高兴兴带着自己养的一笼鸡和农具。那时我刚出生,她觉得能和女儿和孙儿辈一起生活,有普通人的自由,简直无法想象更幸福的场景。

妈妈告诉我,她常常用一条背带背着我,种菜、喂鸡。妈妈下班远远看到一个背着婴孩的妇人在地里摘豆角叶,就知道这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爸爸从遥远的武汉回来看我们时,最喜欢吃外婆种的芥菜。

外婆带着我去采野花、草药、缝补衣物。那时候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她反而有更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妈妈说,外婆年轻时脾气有些急躁,做事雷厉风行。可是十几年牢狱的熬炼,她变得非常柔和,再也没有以前知识分子的锐利和执拗,手脚却非常麻利,好像一个典型的农妇。

外婆有时会和我说起监狱中的事,每天过“两头黑”的生活:天还黑就起床去劳动,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做过的工作有采茶、打石头、缝纫、养鸡。其中有几件事我记忆颇深——

在难友中有一位天主教徒志洁和她关系很好。有一天,志洁告诉外婆,记住藏一个瓶子在衣服下面,等会儿有用!外婆不知缘由,但也照做了。到了野外,志洁告诉她,将草中的蚱蜢统统抓到瓶里。回来后,两人将蚱蜢穿在小棍上用厨房的余火烤熟。那天正是平安夜,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基督徒一起作了一个简短的祈祷,吃了一顿烤蚱蜢当圣诞大餐。

每天睡觉的时候,外婆都会觉得脚底有动静,而且早上脚底会疼。但是劳动一天以后人很累,倒下就睡着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老鼠每天啃她的脚底!

1979年1月,父母终于被批准调往一处,妈妈带我们迁往武汉。大年初二和在学院教书的父亲团聚。那一天武汉刚好下大雪。我第一次看到雪,很惊奇:天上怎么会掉下这么多白色的花朵?

后来我上小学了,这时,外婆觉得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她希望继续为主传道。当时教会刚开放,她的案件也得到了平反。平反书寄到了武汉的家中,承认她十几年的牢狱属于冤案。

岁月蹉跎,外婆已经进入老年。妈妈希望她留在武汉安享晚年,但外婆却不这样看,她不顾女儿的劝阻,只身回到广州找到教会,继续当传道人。妈妈为此还难过了很长时间。

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就是外婆。外婆去了广州以后,我和她还常通信。那时我大约八九岁,记得我在信里问她,为什么我有些祈祷很虔诚,上帝却没有应允?外婆的回复有四五页纸那么长,她说父母为了孩子的好,也不会答应孩子的所有请求。如果四五岁的时候要玩剪刀,答应这个请求是有危险的。信件用儿童的口吻写成,有许多生动的比喻,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其中的内容。

主人明白仆人的心

外婆出狱多年后,有一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人,打电话给外婆说:“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我。”原来是一个以前教会的传道人,曾经接受过外婆的帮助。后来据说他写了一本厚厚的材料告发外婆,因为“有功”而免于入狱。别人向外婆提起这事,她却淡然说:“我已经忘记了,不必再提。”

接到电话时,已经年迈的外婆说:“我已经不记得了,没有人得罪过我。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可惜我这里住的地方不大,不能接待你住在这里。”妈妈亲耳听到这番谈话。她回忆说,外婆年轻的时候就很大度,人们常常说,怪不得您那么开心,好像别人想伤害您也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处心积虑的欺辱,您一点也没觉出来。

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位晚辈牧师为了一件小事(小得我已经记不清,好像是教会的水龙头没关紧),当着我的面大声呵斥她,而她却默然不语。几分钟以后,她又笑眯眯地和我交谈,她的好心情绝不是强装的。可能牢狱生活已经锻炼出她可以马上不记得刚刚受过的辱骂和虐待,不然很难熬到出狱的那天。而我却难过了很长时间,因为来自教会里的伤害远远超过来自外部的压迫。

每当我想到这些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她微笑的面容和她的一生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让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让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尽管艰难,却始终有上帝的祝福同在。她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又是这样爱我,一生为信仰受苦,却依然希望我信主,这本身就是一个坚固的证据。

我成年后常去看她。她那时自己住在广州一个简朴的小房间里。她家里常有客人,她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她没有任何野心,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里的野心都没有。

后来,外婆已经不方便独住,就搬去顺德和迁到当地的妈妈同住,并在妈妈所在的教会帮忙。妈妈常骑着摩托车带她去教会。后来她上下楼都不方便,无法再去教会了。于是,她就像植物失去了阳光,迅速衰老下去。我常常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怅然若失。教会是她真正的家。

2011年3月30日,外婆去世了,96岁。妈妈遵从外婆一向的低调,悼词只用短短五六行字,概述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传道人的生平。我知道许多人爱她、想念她。她去世前后,记忆力衰退,已经记不得来访的旧友,但他们还是来看她,和我们讲述“古姨”的往事。
外婆去世一年后,妈妈才告诉我,外婆走得很快,妈妈处理完事情回到家,看到外婆空荡荡的房间,才忍不住痛哭。她觉得外婆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好孤单。

我去耶路撒冷时曾经看到据说是耶稣坟墓里的那块大石板。耶稣也曾躺在黑暗冰冷的墓床上。当我用手指触摸它时,一阵冰凉从指尖流到心里。当我想到耶稣躺在墓穴中三日之后,我的心中就得到安慰:外婆是主的仆人,主人受的苦比仆人大,主人明白仆人的心;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来源:《境界》 微信号new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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