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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七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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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七个转折点

作者 王永信

一. 从禅让到世袭

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他们彰显了「传贤不传子」的胸襟与美德。春秋战国以降,在儒家的思想中,尧舜实在是所谓「内圣外王」的典范。但是到了禹的时候,这禅让的传统就中断了。禹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启所继承,相传有两个主要原因:

1.夏禹本来决定让位给伯益,但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争国位,杀伯益而称王。

2.夏朝时,中国已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在此背景下「传子不传贤」是可以想象的结果。

总之,夏朝开始了君主世袭的制度。中国上古史这一大转变,直接影响了以下数千年的中国政体,社会与民生。


二. 从敬天到崇人

商周之前,三皇五帝时,中国人敬天、祭天。他们的「天」并不是指空气或太空,而是有位格的天。所以中国人说,「天知道」、「天报应」、「老天爷」等。虽然他们所领悟的仅只是神学所谓的「一般启示」,但是他们对冥冥之中一位天上的「权威」之存在却是深信不移。


事实上,这种「一般启示」的领悟一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大量涌现。中国的诗词歌赋充满对大自然﹙受造之物﹚之歌颂,对山水云天的欣赏,对四季变幻之赞叹!宋儒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竟脱口而出的提到「造物者」三个字:「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20﹚正是这个意思。

但是中国上古的敬天之风,到了春秋战国时,被杂然前陈的诸子百家之声所渐渐淹没,人的思想充斥世上,主导一切,可谓人本代替了神本,人类自己开始当家。

三. 从割据到统一﹙秦并吞六国﹚

西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群雄割据状态,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到了主前二世纪,秦国靠商鞅变法,张仪之连横,李斯之离间,及范睢之远交近攻而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中国正式的进入了人治时代。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建阿房宫,北筑长城以御匈奴,焚书坑儒以绝后患,凶残暴虐,民不潦生。秦二世昏庸,引起革命而亡。


四. 从多元到单元﹙汉初罢黜百家,崇儒尊孔﹚

汉武帝罢黜了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而单单的崇儒尊孔,以致儒家从此一枝独秀,成为以后两千年中国的主流思想,又得到后来韩愈等之发扬光大,使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取得正统地位,不单主导中国社会直到如今,也深深影响了韩国,日本,越南等邻近民族。

儒家主「性善」,在伦理道德方面有极高的教诲,并且有些地方符合圣经教训﹙如孝敬父母等﹚。但儒家的基本难处是坚信「内在的超越」,意思就是,人靠自己的努力、修心、养性,可以达到「至善」的地步,可以进入「从心所欲而不踰矩」的境界,即所谓「人人可以成尧舜」。﹙注:尧舜也是罪人﹚

此一乐观思想建基于人本主义,其基本信念是「人能够」,神学称此为「自救论」(Auto-soterism),意思是人类凭自己本身的力量与进化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可以建立人间乐园,可以一步一步登上天去,甚至宣告说,「人定胜天」!可是中国四千多年历史中的痛苦与失败告诉我们,儒家的信念只是一个乐观的理想,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基督教相信人是「性恶」的,人需要「外在的超越」,神学称为「代赎论」(SubstitutionaryAtonement),意思是人无力自救,必须依靠外在力量的帮助。这外在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因相信祂而罪得赦免,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唯一的救恩,圣经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但是「自救论」适合人一般的胃口,适合人骄傲的心,人愿意「自己有办法」,不愿接受外助,但是基督教的道理「代赎论」需要人谦卑,承认自己的不完全,肯接受外来的帮助﹙主耶稣的救恩﹚,因信得救。

儒家传统,虽然给了中华民族很多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却同时培养了炎黄子孙们的自满、自足、自义的心态,不肯谦卑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祂为救主,进入这天下人间唯一的救恩之路,惜哉!

五. 从关闭到开启﹙西方叩门﹚

从希腊和罗马时代直到近世,世界历史的中心点一直是欧洲﹙美国实际上是欧洲的延伸﹚。当我们读世界史时,主要是读欧洲史。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最小,但是欧洲文化的衍生与震荡,却多次多方的影响了全人类。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民主政体、爱国主义、普及教育,以及欧洲在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物理、医药、科技等方面的惊人成就,更重要的是欧洲基督教会,如德国的敬虔派和莫拉维弟兄会等,自十八世纪初开始的普世宣教运动!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历史中曾多次有外人进入中华,但是能够使中国的国门大开,外人在中国长期居留并对中国社会、文化及民生发生重大影响的,乃是最近两百年的事。「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三1﹚,神的时间终于到了,古老的中国在西方人士连连叩门之下,终于勉强的打开了国门。

外来之人的身份与目的各有不同,质量也良莠不齐,因而给华人留下极大不同的印象,影响中国人对外人的心态直到如今。

1. 基督教来华--1807 年,马礼逊

英国宣教士马礼逊于 1807 年﹙清嘉庆 12 年﹚抵达澳门及广州。他是基督教到中国第一位宣教士。马氏精通中文,着有汉英字典;每日除医病、传福音外,并将圣经译成中文。经七年之传道,第一位中国人蔡高信主、受洗,不久第二人梁发信主、受洗。马氏终生在广州传道,于 1834 年去世。梁发继续教务。自此西方宣教士来华日增,福音渐渐广传。基督福音真光,借着马礼逊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打开了华夏神州福音之门。在整个中华历史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新文化来华--西学东渐
因受基督教文化的浓厚影响,欧洲文化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超越了「独善其身」的态度,而有「兼善天下」的心怀,因此欧洲未将本身文化据为私有而不外扬。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人,特别是基督教民族,逐渐将本身文化携带至世界各地。

此种情形明显到一个地步,诗人 Rudyard Kipling 称之为「白种人的负担」。欧洲基督教会以「道化世界」为己任,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处。欧洲国家及社会领袖们以「欧化世界」为目标;帮助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办教育、学科技、筑铁路、设医院、推动识字运动、民主意识、男女平等、刷新政体等。

历代来华的欧洲代表人物,如:1271 年马可勃罗,1583 年利马窦,1807 年马礼逊,1854 年戴德生,1875 年李提摩太等,莫不将本身学识或信仰尽量传递给华人。

当然在这一切的运作中,也渗有别具用心的政客与商人,以侵略或谋利为目的,以致造成了国人对外人极端的误会与反感。因此传福音热爱中国的宣教士们亦遭受池鱼之殃,同被排拒,这是极为可惜的事。

更为可惜的乃是,当国人初接触西方人与物时,率皆鄙视弃绝,不屑一顾。到后来从痛苦与失败中看见了西方的先进,于是转而积极学习西方。一方面因羡慕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学习科学﹙赛先生 Science﹚,高唱科学救国。另方面羡慕西方的政体而仿效民主﹙德先生 Democracy﹚。康有为、梁启超,及年幼的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以及以后的洋务运动等,都是非常可嘉的迈向「现代化」的努力。切望得到西方国家科学与民主的优点。但是,只差了一步!这一步却是非常重要。这一步是甚么呢?

我们的国人﹙今天多数国人仍是如此﹚,只看见了西方世界的科技与民主之可贵,但没有进一步思想这些科技与民主是怎么来的?我们只知道欣赏「果」,而没有思想「根」在哪里?这种求果不求根的心态,造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又羡又恨,又拥又怕的情结。我们骂西方,恨西方,但是却都往西方跑,都尽力送儿女去西方留学!

我们需要静下来认识一下,西方科技与民主的真正根源,乃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的感召与动力。西方的科学家与思想家,大多数是基督徒,是信奉上帝的人。上帝怜悯人,赐人智能,能够了解并使用大自然﹙科学﹚;上帝并赐人爱心与公义,使人能够建立爱而公的政体﹙民主﹚,这是问题的根源。

唯愿我们中华民族不单接受西方的科技与民主,同时也接受科技与民主的根源--耶稣基督。

六. 从君权到民权--辛亥革命

清朝末年,慈禧专政,朝廷昏庸腐败,内忧外患日趋严重;鸦片战争(1839),南京条约(1842),太平天国(1850),义和团(1899),八国联军(1900)等接踵而来。国内有识之士发起维新运动,但多次被清廷所封杀,终于引起了全面性的民族革命。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经过十余年海内外之奔走呼吁,联系国内各处地方力量及海外华侨之襄助,终于 1911 年﹙辛亥年﹚革命成功,建立民国,推翻了当政 267 年的清廷,也结束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帝制。中华百姓从四十余世纪的君权时代进入了民权时代。

七. 从民权到神权﹙最后的转折点--转向神﹚

先知以赛亚出身皇族,在犹大国作先知五十年之久﹙主前 745-695﹚。一生活在亚述帝国欺压之下。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被主吩咐向犹大人说安慰鼓励的话:「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赛四十1,2

中国人有时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从某些角度来看似乎有点道理。犹太人因背逆神而遭受惩罚,神藉外邦人的手施行管教,盼望以色列人在苦难之中悔改。神同时差遣先知安慰鼓励他们,使他们不致绝望。

中国人数千年来自足、自满、自义,没有追求真神。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输入,东汉初年道教开始,中国竟逐渐成了信假神、拜偶像的民族,因而多次多方的受神管教。清末以来,神也差遣祂的仆人们远道来华,向中国人说安慰鼓励的话。中国人可以同为福音的后嗣,因信主耶稣,得到永生,成为真神上帝的儿女。两百年来,好像神借着祂的众仆人使女们也在呼喊着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在中国的百姓,要向中国说安慰的话。」!

福音初来中国时,受到严厉的抗拒与排斥。但是宣教士们前仆后继的来华传福音,其中多人以身殉道,以致福音渐渐传开。但是福音进展缓慢。经过一个半世纪,到了 1949 年时,全国仅有八十多万基督徒。但是最近半个世纪的逼迫与苦难﹙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基督徒数目骤增一百倍而达到今天约八千万之众!

今天是向普世华人传福音的黄金时候,苦难带来了民族的转机。中国近年的「基督教热」,给我们看见中华民族福音化时机的来临;大量知识分子归主使我们感到中国教会将来成为普世宣教主力之一的可能性。事实上,今天中国教会的快速增长,其中很多因素及客观环境与初期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快速增长有诸多相似之处。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里的水,随意流转。」﹙箴廿一1﹚今天,那转动时代的手,似乎在引导这古老的中华民族,经过了漫长的寻索与漂荡,尝遍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之后,至终进入希望是最后一个转折点--转向神!

我们既看见了全能之神在救赎历史上的作为以及华人在民族史中对神恩典的响应,在此时刻,摆在华人信徒前面的挑战与责任是甚么?


来源: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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