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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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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

杨赋立



一代人的故事


19705月的一天,我出生在冀中平原一个贫寒的农家小院。出生前半个多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并向世界播放那个时代中国式的凯旋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继原子弹、氢弹爆炸震惊世界之后,中国再一次让西方瞠目结舌。与吹捧领袖声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批平民被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彻底消音。

如今,我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游走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面对为利来为利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便没刻意孤立自己,这传道的心已经把自己分别出来了。


一个人信仰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故事,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一代人的故事。我属于怎样的一代呢?在新与旧交织中迷茫,还是因比前辈拥有更多机会与自
由而欣喜?不管生命成长的色彩如何,我这一代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的。人们常常把1976年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当作一个时代变革的开始,随着两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稍后的平反,设深圳、珠海等四城市为特区,不知不觉中百姓好似就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了。我的信仰历程似乎也浓缩着一个时代的演化与某些精神风貌。


我那年代的童年


那个年代,农村儿童的生活很苦吗?倒不觉得。我们拿着自制的火柴枪,
砰砰砰学着战斗故事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与小朋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一日三餐看不见一点油腥,却依然还有充沛的体力。在春风习习的麦地里,我们拉着风筝狂跑,与玩伴们安静坐在地里举目望天,就是一个农村孩子精致的梦想。没有今天的网络、电视、光盘,甚至也没有几本可看的儿童书,但仍有童年的乐趣。童年没有各类补习班、兴趣班,不需补课,不在乎分数;然而那年代的童年真欢乐吗?也不觉得。


精神上的饥渴


1985年,我告别乡村生活,随母亲一起迁户口进城,父母结束了长达20年的分居生活。22年后,在弟兄姊妹极优美的赞美歌声中,我在温州一家庭教会悄悄地接受了洗礼。受洗时,我是一间高职院校的讲师。

在一代代的理想与追求中,几代人在人定胜天的盲目乐观中,吞下了多少苦果?难道真没有一个创造、护理这个世界的独一真神吗?差不多人到中年,我才思
考这个问题。少年时代的阅读很少思考,一种精神饥饿感促使我不断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不懂,也不求甚解,只沾沾自喜,有几分得意。到20岁左右,阅读了圣经,感觉像盘古开天辟地,只想是各民族有不同的神话传说而已。


练气功的吸引


1980年代末,我偶然读到一本谈气功的书。其中的种种异能和神迹奇事,让我一下子被迷住了,信以为真,没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它把我带进一个全新的阅读领域,从练气功入手,开始了长达17年的生命追求与体验之旅。直到2006年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才得安歇。
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气功热周易热,与其说是大师们有什么功能,吸引了几千万的人去甩手、站桩、吐纳调息,不如说当某种主义和偶像幻灭后,人的宗教本能随着正常社会秩序恢复而随之萌发。人不单有生命,对生命本身还有好奇;不仅好奇,更重要的是需要关于生命的答案,并且将心灵寄托在这个答案上。特异功能、命运都吸引人去探寻某种超然的力量、未知的领域、冥冥中的神秘,并渴求从中得到依靠与帮助。

中国人是天生的神秘主义者,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已经形成一种
心理1980年代末所兴起的气功热潮,以当时社会普遍的知识结构和理性程度,很少人能认识到,这是一种民间宗教形式的崛起。步入青年,我精神上可浸润的地方也多起来。生命里面似乎还有一种胃口,是靠鸡鸭鱼肉、文字阅读无法喂饱的。到底是生命中的一种什么力量,让世界绝大多数人要归属宗教呢?当年,我只是受社会潮流影响,也练了一年功。

民众的神秘主义心理在气功热中扮演了
土壤的作用。进入1990年代,气功师成名的手段除了借助报刊杂志的吹嘘外,还在各城市举办带功报告运作得好可以一举成名,白花花的银子也能揣入腰包。气功大师被神化,被渲染成能医好某些病。祛病、健身、养生永远是中国百姓宗教追求的关键内容,不管真假对错,只问灵不灵。问题是,信仰与功利结合,信仰还成其为信仰吗?功利的种子洒在信仰的​​土壤上,还能结出别样的果子吗?神秘主义心理加上过于感性的回应,让人不能冷静思考。那时候的我也不例外。


信佛的矛盾心理


1990年代中期,台湾来的南怀瑾抓住了我,通过阅读他的书,我的思想开始游历于儒、释、道的经典当中,更刺激了我对更高生命层次的渴望与思考。

生命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有何目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人生短短在世几十年,该如何风风火火地活一回?谁能定义我之所以为我呢?很多问题在
心里徘徊,不去思想吧,似乎又有一股力量在引导我寻求什么。

在迷迷糊糊中,从
1994年开始,我修炼的气功也上升到佛家的上乘气功,依靠心志的力量甚至曾击退过一次病人的发烧。在研究佛理,参禅悟道中,我对生命的关注也转向人的终极性、永恒性,及因神秘主义而引发对生命奥秘的兴趣,对佛教的神通心驰神往。

我知道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开始诵读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等,打坐、静观,去寺庙拜佛,捐资行功德,也发心发愿、回向功德,吃素,甚至想出家当和尚。


只是不管怎么修,我里头的欲念始终挥之不去,心里颇感自卑,总觉自己生命的层次很低。还有就是夫妻关系不太和睦,不知道做丈夫的角色和责任,有意无
意把妻子、儿女、家庭当成自己的拖累。近代文化名人李叔同38岁时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成弘一法师,他将爱诠释为慈悲。当他的日本妻子带着孩子去寺里找他时,寺门紧闭;他的妻子悲伤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信仰悖论!当我言语间流露出恨不得也出家找个地方精进修行时,妻子已大为不满,真要离妻弃子,对他们该是何等大的残忍!

此外,我不能彻底看破
红尘,还在留意时事,常常思考社会、国家、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人是社会性的,那些不关注社会公义秩序,自以为开悟的所谓高僧大德,于我于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在佛法的修行中,那隐约从心里浮现的困惑、疑虑同样时常萦绕脑海,我生命真提升了吗?今生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要跳出三界吗?没有答案!


宋美龄一句话


2004年暑假,无意间翻起一本传记,读到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个人物,一是宋美龄,一是张学良。张在西安事变后被囚禁,迁台后觉得需要有一个信仰,便开始研究佛学。有一天,宋美龄探访张学良,问他看什么书。张回答说正在研究佛学。宋劝勉道: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

似乎平地一声雷,蒋夫人的话直击我矛盾交织的灵魂。我在信仰上走错路了吗?有多少伟大人物是基督徒呢?我从未认真阅读、思考过西方的文化。如果真有
很多伟人是基督徒,那还真不能断然说人家就是愚蠢的。若我在佛教中走错了路,怎么证明基督教就是对的呢?一时我陷入生命中又一个深深的矛盾、挣扎与迷茫的时期。想想自己从马列的唯物论到气功,再到佛道,从佛教中的禅宗到净土宗,难道西方的极乐世界还不是最后归宿吗?

然而,蒋夫人的话已无法让我释然,生命里的一股推力促使我不得不去找圣经来读。我生命的故事到此自己也无法解释,因为我读起福音书就被其中的文字深
深吸引。后来我成为整个大家族中第一个基督徒。此前,我从未去过教会,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是基督徒,从没人给我传过福音,我也从未读过福音单张、小册子或福音类书籍,从未上网找过基督教信仰的资料。基督教,从我过去学习的记忆里,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思想工具,没有什么动机或因素促使我想主动了解这个信仰是怎么一回事。


更广泛的视角


之后,我就天天读圣经,也开始涉猎西方的历史、哲学,慢慢获得一种更广泛的看问题视角,在信仰上首次有了比较的思考方式。对佛教与基督教,一般人都
认为是劝人行善做好事;然而行善做好事的概括实在过于笼统,任何团体对外宣称都不会是要做坏事的。那什么是行善?又在哪种意义上是行善?对李叔同的妻子而言,当丈夫毅然为佛法出家,不顾妻儿老小之时,她感受到的肯定不是。涉及教义,那差别就更大了。不管是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的佛教徒,还是以耶稣基督之名祷告求上帝时刻祝福的基督徒,只要超越不了物质层面,这两类人都还未入门。

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慢慢开始接受人是受造者的观念,并相信宇宙之中存在一个统一的、超然的、大能的智慧者,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慢慢的,我也凭信心祷告,走进教堂,与基督徒交往。对现代文明产生于西方基督教国家也有直觉上的认同。


可是,耶稣是谁?和我有何关系?为什么我非要信祂?祂如何可能是神却又成为人?信仰到此又进入疑惑当中:耶稣,袮说是上帝我信,袮是人我也信;可是袮怎么同时是神又是人呢?


一次,教会的两个弟兄问我接受不接受天堂这份白白的礼物,我沉默片刻,没答应。那时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家庭及打算出国读博士,没时间想信仰问题。有时间我还会读经,祷告,教会却不怎么去了。



茅塞顿开


20069月的一天,我对耶稣的困惑消失了,答案是:正因为耶稣同时是神而又同时是人,祂才能替你我赎罪。明白了这点,我就跪在床上做了个决志信主的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事后来我总也解释不清,首先,我当时并没有刻意思想这个问题,就突然有了答案;其次,这个答案看似平常,其实非常深奥,已经涉及神学上的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和救恩论。此前除了圣经,我并没有读过系统神学著作;第三,当时似乎有一种超然的力量,促使自己跪下来。若不是上帝向我的心亲自说话,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来。

此后几个月,我常常沉思默想自己的种种亏欠、罪过,以基督之名求上帝赦免。这种信仰历程让我心灵大得安慰和平静。几年下来脾气大变,整个人谦和多
了,我已经被造物主重新塑造。这几年的事奉中屡屡经历神迹奇事。上帝存在、基督之死与复活的历史真实性不可否认,越经历,越真切,越有信心。


耶稣基督


在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常读《无量寿经》,对那个最后成为阿弥陀佛的法藏比丘到底是谁?在历史上在何时何地存在?教育、家庭、文化背景如何?几乎没有
多想,事实上也无迹可考。但耶稣不同,祂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可以考证;祂是犹太人,曾经真实生活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祂是木匠,在世生活了33年,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以前一个人的死,成为今天世上20亿人信仰的核心。我仔细阅读圣经,考察教会历史,去思想犹太人的历史,也看宣教历史,让我越来越确​​信一个事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祂降临世上的目的,正是要以死替人赎罪,拯救人免于死亡,赐人新生命。死而复活的耶稣曾向第一世纪博学之士保罗显现,也向二十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宋尚节显现;这两人最后都成为耶稣的门徒,走遍各地,传扬福音。我,也成了一个传基督之道的后来者。


人有病,天知道


中国,是人有问题,是文化有问题,不单单是科技、制度的问题。
1973年,毛泽东80岁的时候,修改了50年前写的词《贺新郎》。他把其中的重感慨,泪如雨,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很有意思。他在感慨一个耄耋老人身体日渐衰朽吗?还是别有深意,对奉行了一生的斗争哲学有所自省?谁也不知道。

一个凄苦悲凉的时代就要划上句号了吗?天意从来高难问,耶稣却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三2,四17)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约翰福音十五9

人有病,天知!这个病不是进化能治好,也教育不过来,靠监狱也是徒劳。人性的病只有上帝能治,祂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替代性的救赎,来大赦天下。朋友!你愿意放下成见,在阅读圣经、寻求和信靠上帝中去经历吗?



原载《中信》月刊第
623
最后编辑齐鲁 最后编辑于 2014-03-09 23: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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