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尼亚意外事件发生后五天，戴德生又重新投入工作。可是他和巴格尔一家这时却接到伦敦会的通知书，请他们早日迁出，因为伦敦会的一个新传教土及其家人快将抵达。
巴格尔已经准备南下宁波，他也请戴德生同行至少一段路。戴德生亦想趁机试试他的中国式装扮：他留了一个月的头发，已经可以结辫子，同时定造的中国衣服也已送来。他想知道中国人及欧洲人对他这样的大胆行为会有何反应。
首先，他去租船。当他听到上海县城南门附近有一所中国式的四房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个月的租金，并获准在十天之内迁进去。
那天晚上，他召来一个中国理发师，而且雇用他随船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条不容易结的新辫子。
第一次剃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热天皮肤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个小时的染发，更加难受；最后由理发师把后面的长发结成辫子，这个痛苦的大工程才算完成了。
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首先穿上厚底的粗棉布袜，毫无弹性。然后穿着那宽阔的裤子，大概比他的腰要宽两尺多，但他把它折起，用坚韧的腰带束在腰前；裤腿儿宽大，象两个涨起来的大圆筒。他把裤角儿放进袜口内，然后用有色的袜带扎好。之后，他穿上一件棉纱的衫，在外再加上一件相当重而鲜艳的丝袍，袖子宽而长，手指外还有十二至十五时的布，戴德生好不容易才习惯把袖子折起来，好运用双手。最后他穿上棉布鞋子，鞋尖上跷，但总算够大。
巴格尔上下打量着他，最后眼睛停在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贮藏在裤腿儿内。」
两人一齐来到码头。巴格尔象往常一样地自信，戴德生则好象有点不自然，极力尝试习惯这一身的打扮。舟子、理发师和仆人都已经在船上等候，巴格尔一家的行李也已搬到船上。一个信差递给巴格尔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今代合信牧师（J Hobson）送给开办宁波医院使用。这笔款本是为了开办上海医院用的。——你们的一位朋友」其实，这位朋友就是合信本人，他是上海英行教会的牧师，他的赠款有一百大元。
他们启碇，向南进发。经过四天，才抵达杭州湾，在沿岸的城镇停了一会，派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巴格尔则在船上诊治病人。
到了甘浦（音译），戴德生要在此和巴格尔一家告别。巴格尔想租另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钱，大家争持不下。戴德生怕船夫会欺骗巴格尔，故此大力争论。
「我怎知道你们过海之后会否付钱给我？」船夫说。
巴格尔的仆人答：「我们三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绝不欺骗和说谎。那位医生说过就必定做到。」
巴格尔和戴德生不禁大乐，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仆人对耶稣的信心。价钱讲定后，巴格尔便乘船而去。
现在剩下戴德生孤身一人了。他还是穿着中国装束，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会经过几个市镇，戴德生到了第一个镇时，便下船往城里一逛。没有人注意到他，直至他开始派发书册和替人诊病，人们才知道有一个洋人在他们中间。他们问他从何处来，消息很快传开了。开始时有些人对他很不礼貌，但他的医术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由于他的装束，连妇孺也乐意前来接受他的诊治。所以，他觉得如果要到内地传教，穿上中国服装绝对会有帮助。
回到上海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上说到他内心的一点感想：「我一定要等候神，相信他，那便凡事顺利。我想我比以前更加爱他，并希望按他旨意更多的服事他。虽然我是那么不配，但最近我的灵性有多次更新而奇妙的经历。」又在写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上说：「神的爱真是奇妙难测……巴格尔医生已经到了宁波，但我却不孤单。我确实感觉到神的同在，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这种祈祷和儆醒真是蒙福，也是必须的。」
当然，他的脑海中还有别的想法。邮差带来文伊莉及她父亲从英国寄来的信。史伊莉给戴德生的信已经不存，但据戴德生自己说：「一切令人满意。」然而她的父亲，就象韦玛莉的父亲一样，首先支支吾吾的讲了一大段废话，戴德生记述说：「然后他说，如果我在英国或附近工作，他就不会反对我和他的女儿来往。」可怜的戴德生！他只能把浓浓的感情向妹妹戴贺美倾诉：「你是我最亲爱的妹妹！……实在没有言语可以描写这份浓厚的深情……」
他在南门租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楼上两个房间，楼下也有两个房间，天井外是厨房。地板是硬泥和碎砖，有点儿潮湿；墙则用木板打成，有不少裂缝，风吹进来时会嗖嗖地响；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无装潢。但房子还好。以中国传道会给他这样的薪金来说，他最多也只能负担这样的房子吧了！
现在他每天都穿上中国服装，而且留了一条长长的辫子。上海的洋人对他的反应，可以在伍喀克（George Woodcock）所著《远东的英国人》（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一书中看出端倪，书上说：「有些人相信人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跟着字面的意思，便产生一些大英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为。大班及其它人都相信：白人的尊严跟他们的服饰和习惯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举动令人十分震惊，他竟然变成本地人，丢了英国人的脸，打破了白人的团结精神，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不为过。」
戴德生认为改换服饰是尊重华人和本地文化。虽然历代以来也有不少前例，但一般洋人还是觉得此举有点过分。
可是，戴德生也得着一点报偿。英国的布迦先生寄来一封信，内中附了两份礼物：其中一样是十镑的银票，用来资助戴德生所收养的那位学童，而且答应每隔六个月定期寄来相同的款项；另外是四十镑，任戴德生随意使用。布迦先生时常地把钱汇给戴德生，这种习惯表明他及其他的人似乎对中国传道会已经失去信心。
每天，戴德生都抽一段时间来教导三位慕道友。他们是贵华、小徐和阿钱。他也在屋内讲道，有时到上海的街上布道，小徐偶尔亦帮忙他传讲信息，而贵华和阿钱则请人受洗人教。然而，戴德生只是把上海看作立脚的基地，若有可能的话，他总想快点到内地植根。
十月，戴德生带着贵华和阿钱到长江口的崇明岛去传教。他们在那里租了店铺楼上的两层楼，来开始工作，里面共有六个房间。他们先租一个月，房子看来很理想，可作宣教及诊所之用。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上说：「我真希望您来此看看，我在这些人中有多舒服！」
当他们回到上海购买物品及增补药物时，他们接到有好有坏的消息。好消息是布迦先生又再寄来五十镑，坏消息是崇明县衙门送来一份公文，控告戴德生及同人在岛上租用民宅的。后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还因为这件事召见他们，想查明此事。
阿礼国说：「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岛上居住。如果你不听从，则需罚款五百镑。」
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弃租用的地方，一定会为他的中国友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只有依着领事的话去做，但是他觉得阿礼国的处事并不公平，因为法国的传教士已经在岛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依照南京条约及后来所附加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他也应该享有法国人一样的待遇。
六个星期后，他不得已只得离开崇明岛，邻居都依依不舍，并说：「请再来，再来呀！愈早回来愈好，我们真舍不得这样一位好医生和天上的信息！」
戴德生回忆道：「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良好的工作。种籽都已撒出了，书籍也已送到人们的手里。现在只有求主作工，愿他看顾他们！」
不如意事常发生。戴德生从崇明岛回来，就接到史伊莉的信。她说她担心自己不是真的爱他。戴德生回了一封长信，尝试去证明她的忧虑是多余的。他内心交战，与自己分辩说：「如果她不爱我，她就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后来，戴德生又收到托顿咸的老朋友史蒂丝女士的信。她听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国领事逐出崇明岛的消息，很为戴德生抱不平。她认为他应该学象使徒一样，不怕威胁，拼命坚持。但史蒂丝很支持戴德生的做法，她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城中有人逼迫你们，就逃到另一城去。所以你做得很对。」布鲁街教会的这位老臣子也给戴德生带来一些令他极为安慰和鼓励的话：「亲爱的弟兄，神叫你在托顿咸教会做一个特别的位置，使我们不会忘记为你祷告。我们在代诗中最常提起你……在主里与我们共享荣耀的弟兄……在他有极丰富的应许，可以胜过一切！」句句都是戴德生需要的说话！
在伦敦方面，中国传道会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在《海外布道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力责英国领事「违反法律，因为戴德生住在崇明，并不属于英国领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愿意冒险，领事实在无权干涉……根据条约每个英国人应该有权象法国天主教士一样。此事非同小可，英国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交待。」
虽然中国传道会的办事效率差，又不可靠，但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董事会的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 of Cavan
）和两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后成为立本（Ripen
）主教的，他们的名字都为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 Clarendon
）所素识。所以对中国传道会的抗议，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中国福音高速
